选自《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家，是人格的泉源，是我们的身份可以生根、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童年的我们在家里做梦、玩耍、打破砂锅问到底。青少年的我们会退而在家整备，进而离家冒险。再长大一些，我们会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来生儿育女，开创一番事业。家就是这样的基地。说到要了解自己，我们往往都会从自己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说起。
在世界上许多种语言里，“家”的意涵不只是遮风避雨，这个字还会让人联想起温暖、安全感与亲情——就像母亲的子宫一样。古希腊文里，“家”的象形文字常被用来替换“母亲”。中文的“家”有两层含义，是家人，也是房子。英文里的“Shelter”则由两个拉丁文组合而成：scield（屏障）与tuma（团队），合起来就是一家人共同聚集在保护伞下的样子。从古至今，家是生命的基础。家是分享美食的厅堂，是培养安静习惯的地方。家人之间会在这里倾诉梦想，建立传统。
都会的生活也始于万家灯火。家让我们落地生根，将我们集结成社区。以家为单位，我们参与地方政治，怀持团结一致、“远亲不如近邻”的心情与邻居交心。“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发现，“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有将那条门前路看作是大家的路，把某个公园看作是大家的公园，把某间学校看作是大家的学校，我们才会真正成为以公众事务为己任的公民，才会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有价值的事由上：无论是要巡守社区、做美化儿童游乐场的义工、还是要竞选加入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对于家的认同，都是最重要的契机。
为公共利益贡献一己之力，是民主的引擎，也是社区、城市与各州的生命所系——最终也是我们立国的根基。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曾写道，为公共事务付出，代表着“美国人心中流露的理想主义与道德情操，”这股真情流露被称作是“国家之爱”、“爱国主义”、“美国精神”。无论挂上怎样的名号，换上怎样的脸孔，其底蕴都是“家”。国家是什么？不就是都市与城镇的结合吗；都市和城镇是什么？不就是邻里的集合吗；邻里是什么？不就是一个个家庭的组合吗。
美国理应是个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让家庭更好，让社区更好的地方。若要拥有这样的美国，我们必须先拥有一个安稳的家。要不是透过“客房”的永久住屋安置计划，得到了一个价格合理的公寓，司科特怎么能跟划清界限？怎么能找到游民收容所住房经理这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又怎么能开始自给自足？这之后的他，一直居有定所且神志清醒。然后是辛克斯顿一家。在小马利克出生之后，帕特里斯和多琳终于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一座人口数大约是一万人的小镇。他们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三居室。从一开始的鼠窝出发，帕特里斯通过了GED考试，取得了高中同等学力，老师佩服得不得了，她也成了那一届成年学生里的模范生。帕特里斯再接再厉，继续在当地的社区学院里选修了电脑和刑法的网课，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假释官。她常半开玩笑地说：“我好多朋友都是犯人，将来他们都会是我的客户！”
贫穷在美国之根深蒂固与残酷无情，常叫人心灰意冷，我们继而放弃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但司科特和帕特里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家可以是一块坚实的立足地。当有这样一个栖身之所时，人们就有可能蜕变成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员工和更好的公民。
如果阿琳和瓦内塔不用把收入的七八成拿去缴租，她们就可以让孩子衣食无忧、不必整日在街上游荡；她们可以找个社区安顿下来，不用一天到晚让孩子转学，这样孩子就有机会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并在身旁慢慢聚集处世的榜样和良师益友；她们可以去银行开账户储蓄，给孩子买书或玩具，甚至添台电脑放在家里。为了准时交租、拖延被驱逐的命运、为了在流浪时赶紧找到下一个落脚处，她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精力原本可以用来充实她们的人生：读社区大学、运动健身、在职场闯荡，还有可能找个好对象。
现实是，我们“把生来理应不只如此的人贬入了贫穷的境地。”近百年来，在美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居住支出要以在家庭总收入的三成以下为宜。而直到不久之前，这确实是一个多数租房家庭都能实现的目标。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在密尔沃基乃至于整个美国，状况日益恶化。美国每年从自家被驱逐的户数，已不是几万户的问题、也不是几十万户的事情。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流落街头，或被迫委身于收容所。
直到最近，很多人还不知道住房问题之严重，也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是亲历痛苦的那群人。学界、媒体、主政者多年来对驱逐问题视而不见。这三方无视的结果，就是驱逐明明影响了广大穷困家庭的人生，却在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中付之阙如。所幸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让我们有能力评估驱逐的泛滥程度，同时将其产生的效应一一记录。驱逐与穷困社区之间“难兄难弟”的关系，驱逐让家庭、社区与孩子付出的惨痛代价等，我们都已了然于胸。
人先要能安居，心情才能安定。心定，才能花心思在持家与社会交际上。安居，孩子才不用东奔西跑，才更有机会在学业上精进及累积。人能安居，社区才会稳定，街坊之间才能培养感情，守望相助的观念才能成形。但对于穷困家庭而言，所谓的安定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因为他们老是从租房处被驱逐。低收入家庭常搬家，这似乎已是共识。但他们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搬家，则是学者和政客们都搞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低收入社区被驱逐的频繁程度放在眼里。从2009到2011年，密尔沃基赤贫人口的搬家事例中，大约有1/4不是出于自愿。若是排除掉这类（被房东驱逐或被法院查封等的）非自愿状况，低收入家庭的搬家频率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大家要是去查一下其他城市驱逐案件的开庭记录，也会得到一个相似的、并且离谱的数据。以2009到2013年间的密苏里州为例，县境涵盖半个堪萨斯城的杰克逊县（Jackson County），平均每天有19笔正式的驱逐通知。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同年克里夫兰有1/9、芝加哥有1/14的租房家庭收到了驱逐法庭的出庭通知。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而穷人的流离失所往往是被胁迫的。
除了被剥夺安稳的生活外，驱逐也会导致身家财产的损失。住户不仅要和自在的住家、钟情的母校和熟悉的街坊告别，他们还会失去有形的财产：家具、衣服与书本。要想重建家园谈何容易，金钱和时间的付出势必相当可观，但驱逐却可以将之一笔抹杀。阿琳就这样失去了一切，拉瑞恩和司科特也是同病相怜。驱逐会致使人失业，被解雇的几率会在遭遇驱逐后提升将近15%。无法安居在前、不能乐业紧追在后，失去家园带来的压力与阴影会严重冲击人们在职场的表现。租房的家庭还常常因为被驱逐失去入住公共住房的资格。因为密尔沃基郡的城市房屋委员会会在审核租房申请时计算遭驱逐的次数与欠缴的房租。换句话说，被租金压得喘不过气和被驱逐逼至绝境的家庭，照理讲应该是最需要政府伸出援手的人，但体制却将这群人拒之门外。
财产、工作、住家被剥夺，找政府部门却无果，也难怪驱逐会让社会学家口中“物质（上的）困窘”（material hardship）雪上加霜。“物质困窘”触及了匮乏的本质。准确一点来说，“物质上的匮乏”评估的是家庭有没有因为负担不起食物或医疗而遭受饥饿或病痛；有没有因为付不出钱来而没有暖气、没有供电或没电话打。据统计，在遭驱逐的第二年，这类家庭相比未遭驱逐的类似条件家庭，经受着高出20%的“物质困窘”，或饥寒交迫，或病痛缠身。被驱逐的家庭在物质困窘上持续高出平均水平，其影响将一直延续至驱逐事件以后的两年。
这些家庭会被迫接受次等的居住环境。在密尔沃基，相对于条件相同但不经常搬家的家庭而言，最近一次搬家属于非自愿性质者，有高出25%的可能遭遇长期的住房问题。
家庭被迫迁居，意味着他们立身的社区将从贫困转变为赤贫，他们将从治安死角搬迁至罪恶的深渊。这是一个“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概念。阿琳原本最喜欢的住处在一个工薪阶层的黑人社区。在市府宣告其不宜居、强迫阿琳搬迁之后，她去了一个充斥着毒贩的公寓社区。就算排除许多重要变量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到相比自愿搬家的人，遭迫迁者越搬越糟、越住越差。贫穷与犯罪的聚集又会形成新的问题，之境遇可谓雪上加霜，毕竟邻里社区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从大人能接触到什么性质的工作机会、到小孩得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
然后是驱逐对人精神上的重创。迫迁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会把人逼上抑郁一途，严重时更会让人想不开而轻生。以近期刚遭到驱逐的家庭而言，当中每两位母亲就有一位表示有临床抑郁症的各种症状，这一比率是未遭驱逐但其他条件类似者的两倍。即便经过了好多年，有过驱逐记忆的母亲相比同龄人还是会显得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或不够乐观。一个精神科医师团队曾表示，有数名病人在他们被驱逐前夕自戕。悲剧发生之后，这个团队在《精神病学服务》（Psychiatric Services）上发表了公开信，直指驱逐是“自杀的显著前驱物”（significant precursor of suicide）。信中强调这些病人不至于因为遭驱逐而无处可住，所以他们合情合理地把自杀归咎于驱逐本身。“驱逐应当被视为一种创伤性的拒绝行为，”医生们写道，“它意味着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到了否定，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体验。”被认定是因为租房遭驱逐或房屋遭查封而导致的自杀件数，在2005到2010年间增加了一倍，而这也刚好是居住成本狂飙的年份。
驱逐甚至于会影响到迫迁家庭离开的社区。邻居之间可以彼此合作，培养互信，而合作和互信会让社区更加繁盛安全，但这需要时间。社区意识的建立和各种资源的投入，都会因为居民的高流动性受阻。也就是说，驱逐会让社区的“一体感”断裂。只要驱逐存在的一天，明明鸡犬相闻的邻居就依然是陌生人，邻里间合力打击犯罪和促进公民参与的潜力也变得无从发挥。密尔沃基的各社区中，凡是某一年的驱逐率升高，隔年的暴力犯罪率也会同步飙升。这一点即便排除掉之前犯罪率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会有所改变。
失去住处与身外之物、频繁失去工作、被烙上扫地出门的标记、被剥夺政府的住房补助、迫迁至更穷更危险的地方、忍受物质上的困窘、流离失所、抑郁（症）与身体病痛等——这些都是驱逐的后遗症。驱逐不只是将穷困家庭拉入灰暗的低谷、令他们的人生短暂地偏离轨道，驱逐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人生的方向，被驱逐者往往从此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不归路。人穷，不意味着会被驱逐；而一旦被驱逐，人就会越变越穷。
驱逐带来的影响笼罩着老人和青年，也笼罩在病患和身强体壮者的身上。对于穷困的有色人种和他们的孩子而言，驱逐早已稀疏平常。走进美国任何一间都会区的房屋法庭，你都可以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坐在冷冰冰的板凳上，等着叫号出庭。在密尔沃基的租房者当中，超过1/5的黑人女性表示曾经在成年后有过遭驱逐的经验，这比例远高于拉丁裔女性的1/12和白人女性的1/15。
密尔沃基多数被驱逐的家庭都有小孩。而综观全美，许多被驱逐家庭的孩子都会落得无家可归的结局。出于无奈，许多遭驱逐的家庭只能委身于糟糕的公寓和不安全的社区，而这两者都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损害他们的学习能力，甚至贬低他们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心。驱逐会让身为母亲的抑郁症恶化。长此以往，妈妈会提不起劲也无法开心，最后就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这股寒意。阿琳、瓦内塔和许许多多的父母亲都想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但驱逐是一道跨不过的鸿沟。驱逐让孩子们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社区间进进出出。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住，这些家庭还是免不了得把大部分的收入“进贡”给房东，能用在孩子身上的数目少得可怜。穷人过日子原本就已经入不敷出。尽管缴不起房租，但人总得有地方住，但问题是他们住的尽是些别人选剩的破房子。我们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穷人的立锥之地，而这在下一代的心头同样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他们所受的种种磨难，叫人内心有愧，因为这些事情明明可以避免。不过，正因为问题可以避免，所以希望尚存。这些问题既非不治之症，也不会永世长存。我们的社会绝对有可能焕然一新，因为集体合作的力量不容小觑。
但有力量之余，我们也得拿出解决方案。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居住正义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美国有着崇高的立国精神。开国先贤们高喊人人平等，不容剥夺“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种精神紧扣美国传统，先烈们直呼是上帝赋予人权，而稳定的家是三者共同的起点。
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自由作为一种概念，其内涵始终不限于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也包含我们能“茁壮成长”的自由：选择喜欢的职业谋生、习得新的技能。稳定的家让我们有机会实现经济自主，也让我们有条件表达自我。我们能以合理的报酬受雇，也能享受属于个人的自由。
那幸福呢？看到阿琳给他买了双球鞋，乔里脸上闪过的笑容就是幸福；一边哼着赞美诗、一边煮了顿大餐的拉瑞恩正品尝着幸福；因为恶作剧成功而笑作一团的辛克斯顿一家，他们身边也环绕着幸福。毫无疑问，对幸福的追求包含了物质层面的追求：起码要能保障基本的生活所需。只因为贫穷在美国是这般铺天盖地、只因为我们共同做了罔顾一部分人安居乐业的决定，多少人的幸福从此无疾而终、多少人的才华因此无处施展？
在美国，我们确保公民“老有所养”、享受十二年义务制教育和基本的营养，我们认定这些是生在美国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会确保这些事项，是因为我们知悉必须满足身而为人的需求，如此一来追求活着的尊严才不会是缘木求鱼。而居住何尝不是基本的人性需求？拥有价格合宜的住房，应该是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理由很简单：要是连住得安稳都谈不上，其他事情也会随时分崩离析。
如果让人人有房住是我们的义务，那么该如何踏上执行之路？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谈及民众居住的需求，多年来美国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往前回推几代，美国的穷人会挤在破败的贫民窟，公寓里没有浴厕、热水、暖气，甚至窗户，疾病与死亡也异常猖獗。经过几个世代的努力，居住品质显著进步。为了让民众能够负担房价，大胆而有效的方案应运而生。在20世纪中期，居住问题绝对是美国追求进步与发展的首要课题，高楼大厦纷纷拔地而起，取代了原有的贫民窟。“在当时，为新的公共住房剪彩可是件喜事，”已故的住房经济学者路易斯·温尼克（Louis Winnick）曾回忆道，“大城市的市长与议员为了“钓到”选票，在选区盖了许多高层的公共住房。”当公共住房的居民看到自己的新家崭新无比、通风透气；社区周遭绿草如茵，还有许多游乐设施的时候，他们振奋不已。“这地方太美了，”有人这么形容，“就像个度假胜地。”公共住房原本是贫民窟的替代品，可是没想到，它却慢慢成了贫民窟的接班人。随着政客们掐死资金的投入，公共住房因为年久失修每况愈下。屋内窗户破损、水管堵塞、电梯日益老旧。出了大门，污水的排放口在光天化日之下敞开着，没人收的垃圾也越叠越高。有能力搬的住户都搬走了，剩下的都是弱势中的弱势。未经多少时日，公共住房社区便身陷一片混乱与暴力之中。以圣路易斯（St.Louise）为例，著名的“普鲁伊特——艾戈公寓大楼”（Pruitt-Igoe Towers）于建成后的第十八年，在电视的实况转播中被炸毁。因为什么？那地方可怕到连警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放眼全美国，铁球和炸药还造访了许多臭名昭著的公共住房项目，像是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mes）跟亚特兰大的“麦克丹尼尔——格伦之家”（McDaniel-Glenn Homes），这些死气沉沉的公共住房在黑白隔离、杳无人迹的城市一隅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以这些住房项目的发展情况来看，把它们炸掉不仅省钱，也比较人道。这与“一套房子发生过如此难以启齿的事情，索性用推土机把它给铲掉算了”是同一种概念。在公共住房的残砖断瓦间，所谓的“租房券”凭空而生。无论租房券是好是坏，普鲁伊特——艾戈公寓或罗伯特·泰勒之家的悲剧没有再度上演，美国也终于可以跟这些与公共住房画上等号的暴力、赤贫与政策失误问题分道扬镳。时至今日，由联邦政府出资建设的“住房选择券计划”（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帮助许多家庭在商业租房市场中求得容身之所。在使210万户美国家庭受益后，“租房券”计划俨然成为美国政府予以中低收入家庭最大手笔的居住补贴方案。除此之外，还有120万户美国家庭住在公共住房中。费城、西雅图与奥克兰等城市颠覆了公共住房的设计概念，新的楼房不需要太高，但得足够美观，并且要打散分布在不同的社区当中。整体而言，无论是选择住公共住房或领租房券，租房者一般只需将三成收入用于住房，剩余的由政府补贴。
以公共政策的力量提供条件适宜、价格合理的住房给低收入的美国家庭，绝对有其重大的意义，也能为打击贫穷出一份力。虽然公共住房的住户或租房券的领取者并非个个都是穷人——当中不乏年长者或身障人士，也有一些中等收入的民众——但年复一年，各种租房补贴项目每年至少让280万名的美国人从贫困中脱身。许多人不必再四处漂泊，家庭可以腾出资源去看病、付交通费或买食物。我看到很多家庭在候补名单上排了好多年，终于领到租房券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杂货店，用他们“突然多出来”的钱去买东西。他们的冰箱和柜子不再空空如也，他们的孩子也不再弱不禁风、营养不良，或者长期贫血。
不过，很多的家庭可能就没有这种运气。许多孩子——我说的是像乔里、小肯德尔和鲁比这样的孩子——从来没办法吃饱，因为租金先把家里的钱“吃”干净了。2013年，租房的穷人有1%住在租金管制的房子里、15%住在公共住房、17%领取以租房券为主的政府补贴，其余的67%，也就是2/3的贫困租房家庭拿不到任何联邦政府的补助。政府辅助层面的巨大落差，加上房租与水电燃气价格上涨（但收入并未上涨），也难怪贫困家庭普遍被衣食住行里的“住”榨得身无分文了。
你能想象我们收起大部分的失业救济和社福安全网，将那些有需要的家庭拒之门外吗？你能想象我们让来申请食物券的家庭一个个饿着肚子吃闭门羹吗？你知道面对需要栖身之所的贫困家庭，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狠心的事情吗？
贫穷者的住房危机亟待解决。它绝对是美国内政的当务之急——居住问题不但把许多底层家庭逼至财务崩溃的边缘，甚至中等收入的家庭也开始陷入泥淖。当前超过1/5的美国租房家庭中，房租占去了收入的一半。再一次让城市恢复生气，让大家“住得起”，是美国没有理由不做、也没有理由做不到的事。
有意义的改变不限于规模的大小，办法也不止一种。有些解决之道得文火慢熬，而且所费不赀，这类做法主要是想釜底抽薪，从根本开始改革。还有些方法的规模不那么浩大，可以即知即行。法律就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向。
提供给穷人的法律援助，自里根时代开始走下坡路，到“大衰退”时期整个溃不成军。结果是现今全美众多的房屋法庭里，九成的房东都备有律师，而九成的房客却孤身一人。濒临驱逐边缘的低收入家庭得不到公设辩护人的帮助。但其实只要有律师的协助，他们能续住的胜率就会提高很多。在房屋法庭内向弱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政府资助的法律服务，会是效益极高的做法——流落街头的憾事可以避免、驱逐可以减至最低、穷人家庭可以得到公平的立足点。
在1963年，划时代的“吉迪恩控告温赖特”一案里，最高法院一致通过，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上，无力负担律师费的被告有权获得公设辩护人的代表，理由是确保审判的公平。事隔十八年，法院审理了阿比·盖尔·拉西特（Abby Gail Lassiter）的案子。出身北卡罗来纳州的阿比·拉西特是名身无分文的黑人母亲，在没有律师代其辩护的情况下，她在民事法庭上被剥夺了抚养权。这一次法院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而最终的结论是：民事被告只有在人身自由可能不保时，才能申请公设辩护。羁押当然很惨，但民事案件的判决也可以让人伤心欲绝，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失去孩子监护权的拉西特。房客经常无法为自己据理力争，非得由律师出面不可，原因是房客可能欠缺相关的法律素养，所以不知道该以哪些法条为自己辩护。这时就需要有律师来提出各种抗辩的理由。另外一种状况是像阿琳那样会紧张过度、或者被法院环境吓到说不出话来的人，若有律师在座，房东就不会小题大做，房客也不会被欺负或误签什么“不平等条约”。要是驱逐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像多琳跟帕特里斯等房客怎么会因为怕被打击报复而不敢举报屋况不安全或不合法？如果有律师帮忙，房客甚至不用自己上场。不用出庭的他们可以照常上班、或者在家照顾小孩。申张权益原本就是律师的专业，律师说一句的胜率赢过他们说十句。
大部分房客一遭遇驱逐就放弃出庭，法院其实并没有兴趣处理这样的案子。真要说，法院还真的希望他们不要出现，因为驱逐的案子每天都有厚厚一叠。房屋法庭的工作人员就算心有余（同情房客），力也不足；因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把当天的案件处理完。万一处理不完，次日又会送来新的一堆。所谓的“程序正义”，最后往往只剩下程序，看不见正义：总之先把案子处理完就是了。而如果房客有律师的话，这一点就可以改变。这会花纳税人的钱，因为我们不仅得付律师薪水；由于业务量的增加，我们还需雇用更多的特聘法官、法官与法庭书记。房屋法庭得有充足的预算，才能名副其实地发挥法院的功能。现在的房屋法庭则比较像驱逐令的生产线：每天只是不停地盖章、盖章、盖章。
把钱用来拯救我们的城市和孩子，绝对是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只要提供几个小时的法律援助，在“上游”多费点工夫，就可以在“下游”省下许多社会成本。比方说在2005年到2008年间，纽约市的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向超过1300个家庭提供法律援助，结果成功驳回了86%的驱逐申请。此项法律援助计划大约花费了纽约市府45万美元。至于后续省下的经费，光算收容所的开销，它就为市府省下了70多万美元。驱逐的后遗症不可胜数——对公家预算也造成很大的负担。
在民事案件上获得公设辩护的权利已经在世界各国普及，不只法国、瑞典，就连阿塞拜疆、印度、赞比亚和其他许多我们看不起、觉得比美国落后的国家，都已经在人权的保护上做到这个程度。在追求社会公义的道路上，把公设辩护的范围扩及至房屋法庭，绝对是美国社会迈出的一大步。但话又说回来，光靠律师，并不能根除美国租房驱逐的弊病。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于房租的飙涨不止，穷人能够承担的房子濒临消失。
若认定“有地方住”是美国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那我们就要以不同的眼光审视另一项权利：把租房者当成牟利的对象——越弱势的人，就越是包租公（婆）“拔毛”的目标。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不乏具远见者呼吁在公义与私利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在保护国民不被追求私利的动机伤害的同时，“并不是要摧毁个人主义，”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说，“反而是在保护个体的利益。”限制与保障童工的法律、最低工资规定、职场安全规范与种种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保护伞，都是出于人比金钱更重要的判断。
有人会输是因为有人在赢。“任何一种状况会存在于世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曾写道，“都只是因为这种状况的背后有人得到好处，而贫民窟就是这种经济剥削的结晶。”
说到剥削，“剥削”是一个从关于贫穷的辩论中被抹去的用语，是直指贫穷不光是低收入所致的证据。的确，贫穷不仅源于人们的收入低，更是商业市场巧取豪夺的产物。透过调整基本工资和增加社会福利来提高穷人的收入固然重要；问题是，这些多出来的钱不见得都能留在穷人的口袋里。要是房租也一起涨，那薪资上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像旧城区的杂货店一涨价，食物券的购买力会变弱一样——事实上，这正在许多地方上演。统计显示，日常用品的价格上涨了四成多。贫穷是一体两面造成的结果：收入与花销，投入与产出。而只要剥削存在这个世上一天、只要我们不双管齐下地处理贫穷问题，住房驱逐问题肯定不会有明显的好转和改变。
历史证明了这一切。美国的工人运动曾在19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当时劳工的诉求一样是薪资调整。有趣的是，土地资本（地主）在彼时并没有跟工业资本（资方）站在一起，他们反倒是支持起劳工。地主当时的想法是：劳工赚得多，他们收的租金也会变多。一百年之后历史重演，但劳工透过罢工所争取来的薪资涨幅，只够给同期快速上涨的房租塞塞牙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制造业的就业市场扩张，但房市供给（特别是给黑人住的地方）并没有增加，而这就让房东有机会可以占劳工收入增长的便宜。如果说每年二月是驱逐的“淡季”，那只是因为城市的穷忙族把“劳动所得税扣抵”，也就是政府给低收入家庭的退税额度的一部分或全部，拿去补贴拖欠的房租。在不少案例中，虽然，每年一度的补助帮到了低收入家庭，但同时也让房东捞去了好处。当我们全身心地思考穷人和贫困社区缺乏的到底是什么的同时，我们只看到了他们需要好的工作、需要一张更强的社会安全网、需要模范榜样，却忽略了剥削也是导致贫穷的元凶。房东了然于心，而我们视而不见的一件事是：穷人的钱好赚，烂社区是门好生意。
剥削最能见缝插针的地方，就是生活必需品，像住和吃。多达1200万名美国人办理了等同于高利贷的“发薪日贷款”，他们借钱可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买奢侈品、也不是因为临时有意外的支出，而是因为他们有房租、油钱、餐费，或其他的固定账单要付。发薪日贷款只是五花八门的财务吸血鬼中的一只，信用卡的循环利息、为盈利性大学提供的学生贷款等，统统在打穷人口袋的主意。如果穷人住、吃、耐用品或贷款利息的负担变重，而教育和抵押借款的回报率又不高（甚至于完全没有任何效益），那他们的实质收入就会比账面数字更少。本质上说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状况。
因为这种不公平的状况而有利可图者、或是对其无动于衷的人，会说我们应该尊重市场机制，应该放手让市场自己调整。但这么说的人其实口是心非，因为住房市场中的剥削，其背后的靠山就是政府。让房东能合法漫天喊价的，不就是政府吗？政府补贴高级公寓的兴建，让房租越喊越高，让穷人的选择越来越少；在房客缴不出钱的时候，用一次性或持续性的租房补贴代垫给房东的，也是政府。只要房东申请，就会派执法人员去强制驱逐的，还是政府。把驱逐记录登记在案、还昭告天下，等于是在服务房东和讨债公司的，依旧是政府。如果说警察和监狱是为了整治旧城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弊病（如治安恶化或黑市），那么民事法庭、治安官还有游民收容所就是在处理都会穷人居住成本飙涨和底层住房市场私有化所带来的余波。
房东很喜欢把自己说得与众不同，但他们和其他赚穷人钱的人没什么两样，说起来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只是在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剧变中恰巧捡了便宜，赚了些钱，甚至有人因此致富，但他们也就是合法地把房子租给载浮载沉的家庭而已。如果当房东的是我们，这钱是赚还是不赚？遇到穷人就大发慈悲地把租金打五折吗？当租金的支票跳票，会损失几千美元也无所谓吗？虽然我在这里强调剥削的严重性，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把房东说成是贪得无厌和狼心狗肺的恶人。强调剥削，是要凸显社会在处理贫穷问题时的矛盾与效率不彰，我们不能光说要帮助穷人，却不去处理他们陷入贫穷的根本原因。强调剥削，是希望大家共同去了解房东、房客，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极度的不平等在社会发生而无动于衷。
无论房东是怎么变成房东的——有人辛苦打拼、有人聪明过人、有人继承财产、有人走运、有人诈欺；但不变的是房租每涨1元，房东就多赚1元，而房客就得多付1元。房东与房客的命运紧密相连，利益却相互对立。都会区房东的利润如果合理，那是一回事，问题在于他们获取的往往是暴利。在美国第四穷的城市里开设破败的拖车营收租，其年收入竟然是全职房客基本工资的30倍，是房客领取的联邦救济金的55倍。在这里各执一词的是两种自由：房东靠租金赚钱的自由，房客有能力承担房租、让家人住得安全的自由。
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两种自由互相持衡：大幅提高租房券计划的规模，把低收入家庭“一网打尽”，不再出现“漏网之鱼”。我们真正需要的居住政策必须要照顾到不幸的大多数。在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在私人租房市场无助挣扎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政策方案来彰显美国的主流价值：安全、公平、机会平等。在房东想要赚钱的心愿和房客希望有个容身之所的心声之间，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住房政策将为我们开辟一条中庸之道。
这背后的设计理念并不复杂。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家庭，就有资格领取租房券。拿着租房券，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想住的地方，食物券也好像现金般畅通无阻。只要想住的地方不是太贵、太大、太奢华或反过来太简陋、太破烂，我们都应该让租房券派上用场。合理的住房要有不过度讲究但水准以上的设施，价格也要合理。租房券项目的行政人员可以通过民间租房市场中常用的算式来开发精算和分析工具，借此避免房东超收或防止房客挥霍。这个方案可以控制领券家庭花费在住房上的开销占到收入的三成左右，其余的则由租房券支应。
租房券项目的普及可以让美国的房地产行业面貌一新。驱逐的案件数会直线下降，无家可归者也会逐渐绝迹，家庭会感到收入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他们可以腾出钱来吃饱一点、投资孩子的教育或自己的事业，也开始储蓄。他们会找回安定的生活，重拾对家和社区的归属感。
放眼发达国家，这样的全民居住方案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先例。任何推行此类方案的国家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且符合申请基本要求的家庭都可以领取租房补贴。英国的“住房补贴”（Housing Benefits）之普及，以至于近期有记者报道：“好像问‘谁没拿到’会比较快一点。”“确实如此，”记者自问自答地说。英国这项（大多都是直接转账给房东的）福利确保了一件事，那就是家庭不会为了付房租而变得一穷二白。荷兰的“住房补贴”（Housing Allowance）也透过类似机制，将理想的房屋提供给全国将近1/3的租房者，这政策大大惠及了荷兰的赤贫群体。
这些国家会依靠租房券来处理问题是有原因的。虽然租房券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选项，特别是在生活费偏高的城市；但透过租房券，我们确实能把全国性的政策方案彻底地实施下去。理论上，要解决底层的居住问题，我们可以增加公共住房、提高免税额、协助民众购房、鼓励开发商建房。但这些选项都会立刻遇到一个瓶颈，那就是规模的问题。相较于盖新的公共住房或补贴民间住房市场的开发，发放租房券显然是事半功倍的做法。要靠盖房子，居住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考量到法规管制的日趋严峻与兴建成本的不断高涨，要让每个低收入家庭都能住进公共住房，纳税人的负担将会变成天文数字。就算我们出得起这些钱，兴建公共住房也冒着会重蹈覆辙的风险：从前有多少公共住房把穷人拉到同一屋檐下，这等于人为地创造了一个贫民窟。与此同时，种族隔离问题雪上加霜，社会问题也因为贫穷的聚集而发酵。
会不会有人因为政府广发租房券而好吃懒做呢？问得好。有项研究显示租房补贴使工时和薪酬出现小幅的下降，但其余的研究显示不会有这样的影响。老实说，对于想让民众自给自足的目标而言，“维持现状”的威胁绝对大于任何一种政策方案。被高房租（价）压垮的家庭不可能有闲钱让家人习得一技之长，也没办法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积累未来用得上的技能。频繁搬家也会让人没办法稳定在同一处任职。让人有地方可住，跟职业培训或教育一样，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美国劳动力的素质将因此获得稳定的提升。整体而言，穷人并不想一直窝囊下去，他们不希望钻漏洞、走后门，或是苟延残喘地活着。他们想要发光发热，想要美好的人生，想要当一个“有用的人”：他（她）们很多人想当护理师（这也是瓦内塔的梦想），想经营自己的慈善事业（阿琳的梦想）。一个稳定的家，就是让这些梦想有机会开花结果的沃土。
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没有规定房东有义务接纳持租房券的家庭，还有不少房东看到租房券就躲，因为他们想回避额外的建筑规范要求或是行政程序的麻烦。若要租房券政策在全美通行，就必须考虑房东的心态以及顾虑。有些建筑规范的确能保障住家的安全性与房屋品质，但也有些则是可有可无。对持租房券入住的公寓施以严格的建筑法管理，会给房东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也会使维护成本高涨。但即便将执法和行政流程调整得更加合理“亲民”，为房东提供更多便利，总还是会有些业主（特别是房产位于繁华地段的房东）坚持不收持租房券的租客。他们就是不想让“这些人”住进来。如果我们继续坐视这种歧视不管，那就是在把持租房券的人往特定的社区赶。这么做不仅剥夺了低收入家庭进驻中产以上社区的机会，也会削弱我们借社会政策促进种族融合的能力。因此，通行全美的租房券计划不仅要吸引房东参与其中，还要在执行时拿出公权力。如果种族或宗教歧视是违法的行径，那么全国性租房券政策下的歧视行为同样难为法律所容。
完善而周详的租房券方案，应该确保租金水准合理，调涨房租要以通货膨胀率（物价年增率）作为依据，并且要有具弹性的条款确保房东获取合理的投资报酬率。租房券的实行，理应让房东享受到稳定的租金收益，房客流动率较低，驱逐件数较少。我们若是希望由民间租房市场吸纳多数的低收入家庭，那首要之务就是要让房东有利可图。“让穷人有地方住，说到底就是门生意，”雅各·里斯（Jacob Riis）在一百二十五年前说过，“毕竟他们现在会身在此处，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做了笔生意。如果将其当成慈善事业、业余的消遣、或是追赶流行，这项事业都会惨遭失败，而且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成功。”但话又说回来，居住也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是儿童健康与发展的关键要素。它对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而言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之单纯视为一门生意；它不是露骨的投资工具，也不是类似“摇钱树”或“金母鸡”的存在。
要让租房券政策通行全美并且实现效益最大化，我们必须从成本控管下手。光是广发租房券而没能相对应地稳定租金，就形同全民买单，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全美房东的获利。目前的状况是，房东之所以会对持有租房券的房客超收房租，是因为房客根本无力反抗。按照政策主管机关所制定的都会房租上限，在租房券房客集中的贫困社区，市场租金行情往往低于房东向租房券持有者收取的房租。而既然法律都规定可以多收了，房东岂有把钱往外推的道理。于是，“联邦抵用券租房方案”可能会让政府花费的不是几百万或几千万美元，而是几十亿元的税金，还会让数十万家庭莫须有地失去获得补助的机会。事实上，经济学者主张在不用额外支出的情况下，现行的租房券计划就可以覆盖全美所有的贫困家庭。我们要做的是打击超收，让政策的执行更有效率。
其实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不去管现行租房券计划的效率彰显与否，我们还是有能力向美国所有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这项至关重要的福利。2013年，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估计，将租房券计划延伸至各地所有收入低于中位数三成的租房家庭，需额外支出225亿美元，租房补贴的整体支出会因此增加约600亿美元。实际数值应该会比预计低，因为两党政策中心并没有考虑到增加租房券的发放可以省下的钱。它避免了大量无家可归者的出现、减少了医疗成本，也遇到了的危机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广发租房券绝不便宜，但美国不至于负担不起。
这个钱我们拿得出来，至于钱要怎么花，我们做过不少决定。这些年来，共和党与的国会议员都曾经限制给穷人的租房补贴，反过来“劫贫济富”地把福利以税务优惠的形式加到拥有房产的富人身上。时至今日，房屋持有人的税务减免支出已经远超过租房补贴。以2008年，也就是阿琳从第十三街被驱逐的那年来说，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补贴上的金额不足402亿美元，但业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高达17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教育部、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当年的预算总和。美国每年花在业主津贴上的钱，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的费用，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预估的三倍。
联邦住房补助最大的受益者，是年收入达到六位数的家庭。如果我们要把公共基金都砸在有钱人身上——像对业主们的优渥待遇这样，我们就应该敢做敢当地承认，而不应该学政客扯谎，说美国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有钱的国家没法再为穷人做更多事了。贫穷在美国的延续，是因为我们不愿花这个钱，而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资源。
通行全美的租房券计划只是可行的政策之一。我希望可以看到其他的方案，让美国成为一个居住正义覆盖每个人的国度。成功不必在我，或许也不应该在我，因为凡事都应该要因地制宜。适合纽约的做法不见得能在洛杉矶行得通，居住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荣的休斯顿、亚特兰大或西雅图，会和在美国东北部铁锈工业带（Rust Belt）上的都会区、佛罗里达的赤贫郊区或美国地景上星星点点的小镇大相径庭。一个城市可能要建楼以兴利，另一个城市则可能要拆屋还地来除弊。美国的都市和城镇类型迥异——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问题，救赎之道自然不能千篇一律。
无论这团乱局的出口在哪里，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美国的现状是一种极度的不平等、是不给人机会翻身、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否定与罔顾、是看着人无端受苦还去充当帮凶——这种现状对于美国秉持的任何一项价值而言都是莫大的讽刺。任谁都不可能找到一派道德、一条伦理、一部宗教经典或任何一篇圣者的教诲，可以为美国的现状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