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六次代表大会6日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死因。
成立该委员会的提议由大会代表巴萨姆·阿布·谢里夫提出，他曾是阿拉法特的一名助手。代表大会决定，调查阿拉法特死因的委员会需遵循以下原则：以色列方面应对阿拉法特的死负全部责任；阿拉法特的死因仍未最终定论；对阿拉法特死因的调查将寻求国际社会支持。
巴勒斯坦前领导人、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阿拉法特2004年11月11日在法国病逝，享年75岁。巴勒斯坦方面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阿拉法特的死因是以军在将他围困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期间向他的食物中投毒。
法塔赫第六次代表大会于本月4日在伯利恒开幕，这是法塔赫过去20年来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也是法塔赫首次在巴勒斯坦本土举行代表大会。而8月4日正是阿拉法特的生日。(记者 华春雨齐湘辉)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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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比利时媒体３月３１日报道，巴黎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已经同意被引渡至法国，他将“很快”被移交给法国司法部门。
比利时国家电视台法语台当天援引萨拉赫的律师塞德里克莫伊斯的话说，萨拉赫希望尽快被移交给法国，并表示“愿意与法国司法部门合作”。有关萨拉赫的听证会当天下午举行。
据报道，关于引渡萨拉赫的法令将于４月１日正式公布，目前引渡手续已经完成，移交是“可执行的”。比利时司法部门将于晚些时候决定是否同意引渡萨拉赫，但此前比利时联邦检察院在萨拉赫提出引渡请求时并未表示拒绝。
有当地媒体透露，萨拉赫不仅是去年１１月巴黎恐袭案主要嫌疑人，也可能与３月２２日发生的布鲁塞尔连环爆炸袭击案有关。即使萨拉赫被引渡至法国，比利时司法部门在调查需要时也可将其带回布鲁塞尔进行审讯，当然也存在比、法两国司法部门对萨拉赫进行联合审讯的可能。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巴黎发生多起。事发后，萨拉赫逃到比利时躲藏，他于今年３月１８日被捕后一直拒绝被引渡至法国。但在布鲁塞尔恐袭案发生后，萨拉赫改口要求“尽快”被引渡。
北京时间9月2日02:45，世预赛欧洲区A组，葡萄牙对阵爱尔兰。上半场，伊根头球破门，C罗失点；下半场比赛结束前，C罗在89分钟和95分钟读连进两球，最终葡萄牙2-1逆转爱尔兰。
比赛第89分钟，格德斯右路下底传中，禁区中路的C罗甩头攻门，葡萄牙1-1爱尔兰。
下半场补时5分钟，马里奥右路传中，禁区中路C罗再次跳起将球顶进球门，葡萄牙2-1爱尔兰。
葡萄牙首发：1-帕特里西奥、20-坎塞洛、3-佩佩、4-鲁本-迪亚斯、5-格雷罗（62 19-努诺-门德斯）、11-B费（62 23-若昂-马里奥）、6-帕尔伊尼亚（73 8-穆蒂尼奥）、10-B席、15-拉法-席尔瓦（45 9-安德烈-席尔瓦）、21-若塔、7-C罗
葡萄牙替补替补未出场：12-安东尼-洛佩斯、22-迪奥戈-科斯塔、2-塞梅多、13-达尼洛-佩雷拉、14-杜阿尔特、16-奥塔维奥、17-格德斯、18-鲁本-内维斯
爱尔兰首发：1-巴祖努、4-达菲、20-奥谢（36 22-奥摩巴米德利）、5-伊根、2-科尔曼、13-亨德里克、6-库伦、18-麦格拉斯、7-多赫蒂、21-康纳利（71 11-麦克林）、9-艾达
爱尔兰替补未出场：16-科勒赫、23-塔尔伯特、3-曼宁、8-霍里哈恩、17-莫伦比、15-霍根、12-阿特尔、19-柯林斯、10-柏尔洛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人民网开罗8月19日电（记者李潇）贝鲁特消息：黎巴嫩激进组织“法塔赫”当地时间18日晚间发表声明，证实其头目阿卜杜拉哈曼阿瓦德及其助手阿布巴克尔穆巴拉克于14日在位于贝鲁特以东约50公里的希图拉镇。
声明表示，阿瓦德和穆巴拉克是在前往叙利亚的途中被黎军跟踪打死的。关于二人试图前往叙利亚的原因，该组织有成员透露，阿瓦德此前曾公开表示在黎巴嫩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圣战，因此计划从黎巴嫩经叙利亚并最终前往伊拉克继续战斗。
原标题：早婚、出轨、离婚、私活，大师弗兰克·盖里的“丑闻”都被他挖了出来！
为了扩大在专业和大众领域的影响力，建筑师成为一个爱出书的职业群体。除了发表一些竞赛或建成项目的图像之外，多会为自己著书立说。已然功成名就的建筑大师，相关传记也是不在少数，最近在看的《弗兰克·盖里传》就是这样一本。
作者是美国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 1950- ），作为盖里四十多年的好友，由他来记录盖里的人生及职业生涯再合适不过了。
为了保证传记的独立性，盖里也是非常慷慨，自愿放弃了对文本的编辑决定权。同时，盖里向戈德伯格开放了他的全部存档，分享了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当中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然，还有那些幸福成功的回忆。
戈德伯格是《名利场》的特约编辑，曾为《纽约客》撰写专栏建筑评论长达十五年。写作事业起步于《》，此期间于1984年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首位以建筑批评获此殊荣的作家。
戈德伯格和普利兹克大师们，从左至右分别为：戈德伯格、马库特（2002）、扎哈（2004）、罗杰斯（2007）、梅恩（2005）。
在一本正经地探讨盖里的建筑同时，书中也透露了建筑大师背后鲜为人知的八卦故事，包括英年早婚、出轨、离婚、私活、冲突等等。戈德伯格的叙述也活脱一个脱口秀大会。
之前分享过一篇昂格尔斯纪念柯林·罗的文章，由于泥工添油加醋的翻译导致被T教授抨击是“万恶的网文”，幸好这次的《盖里传》出了中文版，省去了翻译的工作，这里直接分享其中有趣的段落。虽然不会像是上次那样添油加醋，但也可能会有断章取义之嫌。那么，有兴趣的纸友还是推荐亲自读一下原著。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社会上的反犹太主义还依旧甚嚣尘上，很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因为不愿意雇佣一个姓戈德堡的建筑师而去另找别处，由此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损失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盖里从主观上是不愿意掩饰他的犹太人身份的，对于那些仅仅因为姓氏听起来是犹太人就拒绝一个建筑师的客户，他也是不屑一顾的。
他创造出这个拼写方式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建筑师或平面设计师才能想得到的。盖里想要让他的新姓氏（Gehry）在外形轮廓上，看起来和戈德堡（Goldberg）这个单词尽量相似。
而诺伊特拉却说：“哦，不是这样的，下周一等你来了，你会见到某某人，他会告诉你在这里工作你需要支付给我们多少钱。”
盖里从来不曾想象过，一个如诺伊特拉这般杰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会在自己的事务所里搞这种类似于学徒制的东西，让年轻的建筑师付钱来换取在大师身边工作的机会。
他知道自己是肯定付不起这份钱的，即便是能付得起，对于这样一份“工作”，他也压根没有一点兴趣。盖里感到自己被深深地羞辱了，结束了和诺伊特拉的面试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事务所，此后便再也没回去过。他甚至都没有打电话回去，告知他们他不再想去那里工作了。
建筑师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 1892-1970），1923年从奥地利维也纳迁移到美国，曾与赖特和辛德勒一直工作到1930年，然后开始自己的实践。
虽然到了后来，哈佛大学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所经受的一切艰苦都是值得的，但是，初始的那段日子，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噩梦一般的。
绝望的盖里走进一家药店，拨通了城市规划系系主任雷金纳德·伊萨克（Reginald Isaacs, 1911-1986）的电话。盖里说：
伊萨克教授，我是弗兰克·盖里。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我现在住在一家汽车旅馆，身上的钱不多，住不了多久了，在这边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
伊萨克教授，我是弗兰克·盖里。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我现在住在一家汽车旅馆，身上的钱不多，住不了多久了，在这边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
但是，伊萨克回答盖里，学校对于他的住房困难也无能为力。他甚至没有给予盖里什么鼓励，除了安慰他说不用着急——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可以趁现在就办理退学，也欢迎明年再来重新申请这个项目。
盖里还记得，西塔里埃森的院门口，飘扬着一面旗帜，标识着那里是专横跋扈的，当时已经年满九十岁的赖特的领地。
西塔里埃森是对游客开放的，依照惯例，每名前来参观赖特的这组工作室和住宅综合体的游客，都需要花一美元购买门票。
然而，当售票员告诉盖里，他的两个孩子也需要和他们夫妇一样，购买全票的时候，他怒火中烧，直接拒绝了这一要求，转身就走了。盖里觉得受到了冒犯，带着两个那么小的女儿，他们竟然找我要四美元。
让盖里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拉克曼所创造的一种极尽做作的方案汇报形式。每当汇报方案的时候，拉克曼都会安排客户们坐在一面大幕之前，以突出他们的重要地位。随后，幕布徐徐拉开，建筑方案便被逐一呈现出来。
通常，他们都会拿出不止一个方案。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事务所内部不同的团队，围绕一个项目分头工作，做出数个方案，在汇报时依次展示给客户。
他们把汇报的过程搞的特别戏剧化。客户在台下坐好，像看戏一样，先是方案一，然后是方案二，方案全部看过之后，他们还会毕恭毕敬地问客户：
在大的设计机构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同时私下里自己做一些类似小住宅或公寓楼之类的小项目，这是很多建筑师试水独立执业的第一步，在能够接到足够的项目，靠自己的设计费养活自己之前，他们其实只能做此选择。
各大设计机构对于员工的这种“开夜车”的行为接受程度不一，很多公司会明令禁止。
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赖特1893年被路易斯·沙利文事务所解雇，就是因为沙利文发现赖特私下里在接一些小住宅的“私活”。被沙利文解雇后，赖特便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从此再也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工作过。
迪尼斯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绘制建筑渲染图，非常有才华，“即使一栋房子设计得像坨屎，有个他的渲染图，也能顺利地卖出去。”
在那样的建筑里（指范斯沃斯住宅），你早上起来一定要马上把床铺好，不然你就会毁掉整个空间。
与几乎所有建筑师一样，弗兰克也有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亲自设计一座新住宅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对弗兰克来说并不是很急迫。
对他来说，一栋新自宅的设计，哪怕一栋旧住宅的改造，都将会是一篇关于他的建筑品味、建筑判断力以及设计能力的宣言书，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这么快就去承受这份压力。
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一个曾经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这栋建筑的施工的女人，在盖里一家刚刚搬过去不久，出门短期度假时，还曾写信给《洛杉矶时报》，声称这栋建筑已经被废弃了，她的言外之意是市政府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乘虚而入，把这栋房子拆除。
1979年年中，随着这栋房子被《》的评论形容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建筑作品——也许是近年来整个南加州地区最值得关注的住宅建筑”，它开始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建筑师、学生和建筑爱好者。
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仅仅是开着车缓缓地从这栋建筑旁边经过；有些则把车停在路边，围着房子走来走去，仔细地观看；还有一些胆子大的，会直接走上入口的台阶按响门铃。
每当我去朋友家时，我就会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家里的墙都是直上直下的，为什么他们的窗子都是方的。
每当我去朋友家时，我就会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家里的墙都是直上直下的，为什么他们的窗子都是方的。
他还记得他家附近有一栋很普通的白色水泥砂浆抹面的房子，门廊上摆着一把摇椅，他曾无比羡慕那样的生活。
盖里已经能够与约翰逊谈笑风生，并且混进了约翰逊略带讽刺意味地称之为“孩子们”的建筑师圈子，来往于斯特恩、格瓦思梅、格雷夫斯、迈耶、文丘里、泰格曼和埃森曼等当时的众多新锐建筑师之间。
在梅恩于洛杉矶组织的那一系列的展览和讲座开始之前一年，盖里在约翰逊的社交圈子里的位置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他受邀出席了约翰逊领取美国建筑师协会的最高荣誉——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Gold Medal）——的颁奖典礼，并作为嘉宾参加了典礼结束后的一场设计研讨会。
“孩子们”在达拉斯齐聚一堂，集体为约翰逊站台，向他的建筑观点和主张表达拥护和致敬，他们都认为在建筑设计中，美学的考量，至少应该是与管道工程的布局同等重要的。
盖里感到十分不解，那些喜欢追忆历史的建筑师们为什么只回溯到了古希腊就止步不前了，他们明明可以走得更远，去模仿一下几百万年前的，史前时代的形式语言，比如最为原始的形式之一——鱼形。
回到洛杉矶后，盖里很快便忘记了他在餐巾上的涂鸦。他做好了他的餐厅设计，寄给客户，没想到客户收到图后，很失望地打来了电话。那条鱼呢？他们原本满心期待着盖里会给他们设计一栋像鱼一样的建筑。
他们说他们不喜欢我的设计。他们想要一条鱼，他们想要一座像我在餐巾纸上画的草图那样的房子。
他们说他们不喜欢我的设计。他们想要一条鱼，他们想要一座像我在餐巾纸上画的草图那样的房子。
他们说：”不、不、不，周一早上之前必须得做完。”那是个竞赛，不过他们在那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点。
当时是洛杉矶时间晚上10点。几小时后，到了午夜时分，他们又打了过来，说：
最终让加州航天博物馆闻名于世的，并不是盖里精心推敲的造型，而是他在建筑的外立面上附加的一个飞机模型。
博物馆的董事会否决了盖里关于把电梯井在造型上设计得类似于导弹发射井的想法。
但是盖里的另一个关于在立面上设置一个12米高的机库门的主意得到了保留，盖里希望能够通过这扇门让建筑看起来像座飞机库，以此来营造出一种工业建筑的感觉。
不过，客户保留这个想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出于盖里相同的，对于建筑形式的考虑，他们更多的是觉得这样的一扇门能够方便展览用的飞机进出建筑。
盖里的“临时当代艺术馆”，在矶崎新设计的，位于格兰大道的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完工之前整整三年，就竣工开幕了。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成就感，更让盖里感到自己作为洛杉矶艺术界最为杰出建筑师的地位得到捍卫的了。
盖里很担心约翰逊会觉得他是想通过温顿客宅项目来抢风头，毕竟他的这栋加建就紧挨着约翰逊职业生涯早期设计的那座原有的住宅。
他把这个双筒望远镜造型图书馆的模型取了下来，随意地摆在了他正在推敲的恰特/戴新办公楼的模型面前。
当时负责为普利兹克家族管理奖项的比尔·莱西在电话中对他说：“盖里，你得普利兹克奖了。”
美国建筑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 1925-2018），在盖里获奖的隔年，1991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
但是，紧接着，让盖里与普利兹克家族都大吃一惊的是，丹下话锋一转，声称在他看来，盖里的作品，根本配不上普利兹克奖。
轮到盖里上台发言时，他并没有马上开始读自己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望着台下的丹下，说道：“我明白了，我必须更加努力工作。”
自从我获奖的消息被公布出来，记者们便开始无数次问我同一个问题：这笔奖金打算怎么用。
我的答案是，这还用问，我当然要用这笔钱去把我家的房子盖完，然后把那些已经围了十年的施工挡板和栅栏赶紧拆了。
自从我获奖的消息被公布出来，记者们便开始无数次问我同一个问题：这笔奖金打算怎么用。
我的答案是，这还用问，我当然要用这笔钱去把我家的房子盖完，然后把那些已经围了十年的施工挡板和栅栏赶紧拆了。
1989年，在日本奈良的东大寺举办的颁奖典礼，从左至右分别为：盖里、贝聿铭、安藤忠雄、黑川纪章。
巴斯克人对于建造一座具有识别性的地标建筑的决心非常坚定，他们希望这座博物馆（指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能够像伍重的悉尼歌剧院一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建筑和文化符号。
丹麦建筑师伍重（Jørn Utzon, 1918-2008）和他设计的悉尼歌剧院模型，他于2003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悉尼歌剧院于1959年开始建造，1973年正式落成。当年澳大利亚总统选举的时候说35亿就能盖完，伍重离开的时候花了247亿，落成的时候花了1020亿。
毕尔巴鄂项目，也进一步推动了盖里事务所的转变，使之从最初的那个并不十分正规的艺术家工作室，彻底转型成一家以技术驱动的先锋事务所，这种转变的跨度之大，以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在毕尔巴鄂项目之前，盖里常常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到每位建筑师的工位上亲自指导设计，随手画一些草图，告诉手下的建筑师他想要实现的效果。
而在毕尔巴鄂项目之后，他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有时不再将画好的草图直接交给建筑师，而是先会交由他的助理将原稿收好存档，然后再将复印件交给建筑师作为设计的参考。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建成之后不久，赌场老板斯蒂文·永利找到了盖里，他对盖里的设计很感兴趣，希望能够请盖里在大西洋城为他设计一座新的赌场。
他们之间的这次面谈，在形式和规格上都显得非同寻常。永利先是用他的私人飞机载着盖里飞到了新泽西考察项目用地。随后，他又说服了盖里和他一起继续向东飞跃大西洋，带他参观了他还没有实地到过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他们还带上了约翰逊与他们一同前往，约翰逊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次去看看那座博物馆。当然，他也高兴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结识永利，并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能从这位赌场大亨那里给他自己也搞来个项目。
在飞往毕尔巴鄂的途中，他和约翰逊一直在用草图和模型推敲着大西洋城项目的设计，而永利则坐在他的私人机舱中不停地打着电话。盖里还无意中听到永利在对他的朋友们炫耀称盖里和约翰逊都在他的飞机上。
2005年的永利（Steve Wynn, 1942- ）和川普（Donald Trump, 1946- ）。永利是美国著名房地产商、博彩商和艺术品收藏家，人称“拉斯维加斯之父”，是川普竞选时重要的团队成员之一。
2000年，建筑师拉斐尔·维诺里在首次参观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之后，寄给盖里的一封手写信，在信中维诺里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有力、智慧而富有包容性的设计。你让我的生活更美好了一些。”
自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项目以来，盖里已经习惯于一个接一个的成功，而西雅图体验音乐博物馆，则是他少数的几个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作品之一。
就连盖里的狂热支持者马斯卡姆，都将这座建筑形容为是如同“在海洋里挣扎蠕动着的某种生物，忽然翻了个身，死了”。
2004年，当拉特纳第一次提出请盖里来设计这座塔楼的时候，他告诉手下的高管们说，他确信，一座由盖里设计的建筑，一定能够产生更高的租金。
盖里希望能够向世人证明，虽然他并不是那类最廉价的建筑师，但是，他的建筑，从本质上讲，也绝不应该被当作是非理性、高难度和昂贵奢侈品的代名词。
盖里这样说道：“我热衷于接受这样的挑战，我想要证明，好的建筑，并不一定要比那些拙劣的残次品更贵。”
在布局上，这些办公室围绕着一个摆满建筑模型的开放空间展开，而其玻璃体，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座“盖里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盖里建筑设计的范畴：包括一些国家冰球联盟球员的签名球衣、盖里作品展的海报、他与玛莎·斯图尔特等名流的合影，以及一幅来自动画片《辛普森一家》的剧照——在那一集里，《辛普森一家》恶搞了盖里，而盖里的动画形象，正式由他本人配的音。
那一集的剧情很简单：在得知迪士尼音乐厅取得的成功之后，春田镇的居民们，觉得他们的城市，也需要通过建造一座类似的建筑来变得高雅时髦一些，于是，在辛普森的鼓动下，他们决定邀请盖里来为他们的城市也设计一座音乐厅。
辛普森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盖里，不过盖里最初对这个项目没有一点兴趣，他把辛普森的信揉成一团，随手丢到了地上。
音乐厅很顺利地建了起来，但是，在一场灾难般的开幕晚会过后，春田镇的居民们，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于古典音乐根本没有真正的兴趣。
一个致力于保护布洛涅森林的组织，曾经发起了一场旨在阻止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项目的诉讼，并且，在2011年2月，成功地使得这座建筑的建设许可遭到了撤销，而项目的工程进度，也不得不停滞下来。
盖里非常愤怒，而且，据这个项目的一位公开的支持者，建筑师让·努维尔所言，盖里将那些抗议者成为一群“极端个人主义的、粗俗的市侩庸人”。
2012年，盖里与哈迪德、萨夫迪，以及努维尔，一同被邀请参加了位于北京的一个重要项目——中国国家美术馆的方案竞标。
这是盖里的第一个，可以用诸如“庄严”和“高贵”之类的词汇形容的设计，也是他做过的设计当中，大体上最为接近古典主义构图的一次尝试。
对于脸书这样一家创始人还不到30岁的公司来说，一位已经80多岁的建筑师，似乎并不是他们最为惯常的选择。而硅谷，也并不以对建筑的兴趣而著称。
那里的许多公司对于严肃建筑学的态度，似乎与他们对待时尚的态度差不多——他们认为自己身上穿的套头衫就是最高的时尚。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盖里和贝尔塔，邀请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里西拉·陈，到他们位于圣莫尼卡的自宅与他们共进晚餐。他们四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扎克伯格还帮盖里注册了脸书的账号，不过盖里后来一次也没登陆过。
盖里的这个设计（指艾森豪威尔纪念碑）“成功地实现了在华盛顿已经越来越少见的一种认同：真正的跨党派精神。几乎所有人，无论什么党派，都痛恨这个设计”。
我常将旧体系比作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清晰的线条，清晰的规则。支撑起整个建筑结构的巨柱——那些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条约——异常坚稳。
但是岁月无情，即便是对最伟大的建筑亦是如此，如今，面对着全新的世界，我们也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一种在精神上更为偏向于盖里，而非形式化的希腊古典主义建筑。
我常将旧体系比作是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清晰的线条，清晰的规则。支撑起整个建筑结构的巨柱——那些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条约——异常坚稳。
但是岁月无情，即便是对最伟大的建筑亦是如此，如今，面对着全新的世界，我们也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一种在精神上更为偏向于盖里，而非形式化的希腊古典主义建筑。
第一个记者的问题，是问他如何回应那些关于他的建筑只是一些追求炫目效果的样子货，而非追求功能性的实用建筑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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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国人印象中并非影视业大国。不过，2020年1月底，在网飞（Netflix）上线集文献纪录片《帝国崛起：奥斯曼》（Rise of Empires: Ottoman）倒是令人刮目相看，拍出了史诗大片的感觉，在豆瓣上，也因此拿到了8.2的高分，近期被国内视频网站引进播出。
就纪录片的标准而言，《帝国崛起：奥斯曼》给观众留下的第一印象，就足以用“惊艳”两字形容。每一个来到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时期称之为君士坦丁堡）的游客，都不会错过这里的标志性景点——圣索菲亚大教堂。但凡瞻仰过它的游客，无不为一千四百年前的建筑师所创造的超凡的建筑空间所激动。圣索菲亚教堂大圆顶高于地面55.6米，大圆顶、半圆项组合成巍巍巨构，这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且直至十九世纪仍没有第二座建筑超过它。
但今天作为宗教博物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并非它的原貌。土耳其人占领这里之后，教堂被改做寺，四座宣礼塔建于教堂四周。这让教堂看上去像一座四根柱子挑起来的大帐篷。而在《帝国崛起》的镜头里，人们看不到这四根后来添加的柱子，反而可以欣赏到拜占庭时代的风景——“（圣索菲亚大教堂）似乎不是置于地下的石造结构之上，而像是吊在悬挂于天空高处的一条金链上”。
《帝国崛起》并非一部旅游观光片。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历时千年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就此灭亡，奥斯曼帝国成为这座“新罗马”的主人。《帝国崛起》所讲述的，就是这一战事的经过。自然，战事的焦点——君士坦丁堡城墙原貌也是影片复原的重头戏。
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修建了第一道城墙。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座塔楼，安置士兵站岗防守。后来，在君士坦丁城墙之外又修筑了一道双层城墙，城墙外是护城河，靠近城墙的一侧又建又有射击口的墙壁。在哥特人、阿瓦尔人、阿拉伯人、罗斯人、保加利亚人等外族多次围攻中，这些城墙有效地保护了君士坦丁堡，使得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帝国倾覆近千年后仍能屹立不倒——直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到来。
这一战争主题，很容易让人想起土耳其在2012年拍摄的电影《征服：1453》。这部电影据说创造了土耳其电影投资之最，而该国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也是它的忠实拥趸。只不过，《帝国崛起》绝不是对于《征服：1453》的简单翻拍。将两者比较而言的话，反而是“纪录片”显得更有史诗“范儿”。
《征服：1453》虽然有着“征服”的名头，实际上却将影片中的大半时间用来描述奥斯曼宫廷尔虞我诈的争斗与苏丹二世的上位。当然，土耳其人的电影里自然少不了拜占庭宫廷的挑拨——以至于《征服：1453》一片引起了邻国希腊的强烈不满。
而在《帝国崛起》中，宫廷的阴谋诡计被一掠而过（但并不是没有），激动人心的攻城战才是无可争议的主角。甚至可以说，在2005年的《天国王朝》之后，观众很少在影视片中看到如此惊心动魄而真实感十足的中世纪攻城场面。
重达八吨的“乌尔班”大炮将半吨重的石弹砸向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用矿工征集来的土耳其工兵开挖城墙下的地道，却被守军用“希腊火”挫败；西欧的援军乘坐大帆船突破土耳其桨帆船的包围……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当然是热那亚雇佣兵与土耳其的近卫军展开血腥的近身肉搏，场面较之几年前的美剧《斯巴达克斯》也毫不逊色。
不仅是影片画面神似“大片”，《帝国崛起》的叙事结构也与传统的纪录片颇有出入。在过往的历史纪录片中，固然也会出现电脑特效对于古代场景的复原，以及身着古装的人物扮演当时的角色，但这些镜头通常只是起着串连情节的作用，在纪录片中占据大部分时间的仍是专家学者的历史背景解说，以及对于考古现场与文物的解读。整个影片不免显得冗长乏味，对于路人观众的吸引力急剧下降。
反观《帝国崛起》中的做法，恰好与之相反。电脑特效的镜头完全融入了剧情，而必不可少的专家（包括教授兼博士 A·M·杰拉尔·森戈尔与埃姆拉赫·萨法·居尔坎博士等土耳其之名历史学家）解读，也变成了镜头切换中的一个缓冲，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真人出镜”的话，几乎可以视为影片的“旁白”。节省下来的时间完全被用于影片本身——《帝国崛起》在伊斯坦布尔的多个地区取景拍摄，由埃姆雷·萨欣担任导演，与“正规”电影别无二致。
历史类影片的常规做法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这样做的好处是条理清楚一目了然，缺点是情节单调，在“高潮”之前往往有着很长的铺垫。历史上的君士坦丁堡之战历时二个月（1453年4月6日-5月29日），加上战前准备时间也不超过半年。若是依照6集纪录片的传统做法，精彩的攻城场面大概只会在最后两集出现，而使之前的几集沦为“垃圾时间”。好在作为一部带有史诗电影特征的纪录片（反之亦可），《帝国崛起》充分考虑到了观众的喜好。
本片的一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八万大军展开对君士坦丁堡攻势的那一刻。对于必不可少的“前情提要”，《帝国崛起》选择在剧中适时插入片段进行补充，因此观众也可以直到，“在攻城十年前”，二世就已经决心拿下这座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而在“攻城前两个月”，意大利雇佣兵领袖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带着身经百战的两千职业军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充实了皇帝原本少得可怜（不到七千人）的抵抗力量，成为这座城市“活下去”的希望。
在影片中，由土耳其著名影星杰姆·伊伊特·乌聚莫格卢扮演的二世，与比尔康·索库尔卢扮演的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堪称对立阵营的两大主角，两者之间的对决，决定了千万人的生与死。
毕竟是土耳其人拍摄的影片。《帝国崛起》中的二世无疑是个正面人物。他从小胸怀大志，同时意志坚定，胆魄过人。在奥斯曼宫廷斗争中，他成功压倒了先苏丹的宠臣，从大维齐（首相）哈里勒帕夏手中夺取了权力。在攻城屡次受挫的时候，他又以雄辩的口才重新燃起了部队的斗志。在决定性的攻击中，这位苏丹更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头……
当然，二世是后世土耳其人口中伟大的“法提赫（征服者）”。他在影片中的“光辉形象”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征服：1453》中同样如此。但与《征服：1453》对东罗马帝国一方人物极尽丑化之能事不同，《帝国崛起》中的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同样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他不但在战场上英勇善战，而且拒绝了苏丹高官厚禄的引诱。正是由于他丰富的守城经验，君士坦丁堡才能打退土耳其人一次次的进攻。同样也是因为在5月28日与奥斯曼人最为激烈的战斗中，他在城头指挥时不幸负伤，带给拜占庭守军心理上极大的打击，才最终导致了第二天的失守。
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在影片中的光芒，甚至盖过了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尽管如此，与《征服：1453》只表现出这位皇帝的阴险狡诈（所以灭国咎由自取）不同，《帝国崛起》中的君士坦丁十一世，背负“君士坦丁建立的城市，将在另一个君士坦丁手中陷落”的预言，在天主教西欧援军迟迟不来的绝望时刻仍然毫不动摇，乃至在城破时选择脱下皇帝紫袍穿上铠甲进行巷战而非登船逃走（这是可以做到的），都让观众对这位“亡国之君”产生了几分敬意。
对失败一方的中立刻画，无疑体现了《帝国崛起：奥斯曼》作为纪录片所须的“理性”、“客观”的视角。而作为历史纪录片，《帝国崛起》中的考据，也不失为一个亮点。中世纪的服装自不待言，就连称谓也在不经意间体现了本片的用心之处。
东罗马帝国在后世更多地称作“拜占庭帝国”，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原名就是“拜占庭”，而这个“罗马帝国”到了中世纪后期，也几乎只剩下首都这一小块地盘。但在当时，君士坦丁堡的君臣百姓仍旧沿袭千年来的传统，称呼自己是“罗马人”。其影响所及，就连二世打下这座城市以后，也迫不及待地给自己戴上了“Kayzer-i Rum（罗马凯撒）”的桂冠——虽然他从来没有到过真正的罗马。《帝国崛起》正如实反映了当时的这个特点，令《征服：1453》相形见绌——后者中不时出现的“希腊人”说法在当时并不存在，无怪乎该片在那些“精神罗马人”眼中实属烂片一部了。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所谓“立场中立”、“考据用心”，也只能相对而言。其中最典型的一处就是，囿于土耳其制作方的既定立场，《帝国崛起》中充斥着“英雄史观”，对主人公二世实在不乏拔高之处。
历史上的二世为人暴虐，冷酷无情。正是此人制定了奥斯曼宫廷的“家法”——继位的新苏丹要把自己的兄弟全部杀光，以杜绝王位之争——成为后世无穷纷争与悲剧的滥觞。而在《帝国崛起》中，二世俨然是位贤明的君主，他甚至可以和颜悦色地接待被俘虏的东罗马帝国的奴隶。
至于影片的最后一幕，二世在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刻杀掉了暗通东罗马的哈里勒帕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这位“征服者”洗地。实际上并没有根据表明人称“异教徒朋友”的哈里勒帕夏出卖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而他一直主张休战撤军也是出于现实处境的考虑。片中没有提及的是，奥斯曼的近卫军已经处于兵变的边缘——而且他们已经有过两次反叛二世的“前科”了。假若攻城延宕不止，恐怕失去性命的就是苏丹本人了。
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大臣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在片中则在相当程度上被丑化了。《帝国崛起》中的诺塔拉斯，堪称东罗马帝国亡国的头号罪人。身为君士坦丁堡内最富有的人，他却对抵抗事业一毛不拔，反而在城破时立即给二世献上了厚礼。此外，他的口头禅就是“宁要土耳其人的头巾，也不要天主教的祭祀”，大大恶化了东罗马帝国与意大利雇佣军的关系。这些基本上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诺塔拉斯指挥的东罗马帝国海军打退了奥斯曼人从海上发起的进攻，这个卓越的贡献，在片中却全部被拦在海面上的一根铁锁据为己有了……
更令土耳其之外的观众感到一丝不快的是，《帝国崛起》的最后，借土耳其“砖家”之口，声称大众耳熟能详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个错误名词，而应该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攻克”。
这番话将土耳其人作为胜利者的趾高气扬溢于言表，倒是与该片一直维持的“中立”立场背道而驰了。毕竟，只有“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才能承载这座城市作为“新罗马”的荣耀……
近段时间以来，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脖锁喉”致死一事，点燃了美国民众对种族歧视的不满情绪。而特朗普政府甚至已经开始动用军队来平息混乱，由此也可以看出形势的严峻程度。
实际上，死于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之下的平民并不在少数，只不过这次弗洛伊德一事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美国，种族歧视已经是根深蒂固的矛盾。根据《》统计，从2015年至今，已经有5000余名平民倒在警察的枪下，仅2019年就有1011名平民在执法过程中就。
显然，窒息于警察“跪脖锁喉”的弗洛伊德并不是个例，这样的暴力执法案件在美国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然而这仅仅是在美国国内，放眼全世界，窒息于美国政府“跪脖锁喉”的国家或地区更不在少数。
一直被称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在世界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每当有不符合美国“利益优先”的情况出现时，美国就开始挥舞经济制裁的大棒，亦或者是派出航母战斗群实施威慑，现在伊朗和委内瑞拉就是被美国折腾的“最佳代表”。
根据资料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海外基地最多的国家，巅峰时期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高达800多个，这些军事基地也成为了美国保持前沿存在的基石，而这些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也代表了美国膨胀的野心，和被压迫的地区有多少！
自二战以来，美国发起的战争大大小小有几十场，除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之外，几乎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而这些战争则都是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发起的，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都亲自承认了伊拉克战争的真相。据统计，仅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数十万平民丧生，而阿富汗战争的平民伤亡人数更是达到了300000人之多，叙利亚战争造成的难民潮甚至一度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根据有关组织的统计，截止2015年就有超过100万难民涌入欧洲！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在数十年来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直到现在，还在委内瑞拉扶持着瓜伊多傀儡政权，企图和平演变委内瑞拉。
在军事上的开支，美军军费连续几十年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以一己之力就占据了全球总军费的38%，这样高额的军费投入，是为了保卫本土吗？答案显而易见，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核动力航空母舰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众多的进攻性武器，都暴露出美国的狼子野心！
全世界窒息于美国政府“跪脖锁喉”的，又何止于弗洛伊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8月8日，在黎巴嫩北部的巴里德河难民营附近，黎巴嫩士兵驾车巡逻。据来自黎巴嫩军方的消息说，黎军当日在巴里德河难民营的老区与“法塔赫”武装分子激烈交火，结果一名黎军士兵和6名武装分子。新华社/法新
新华网贝鲁特８月１３日电（记者潘立文王昕）据黎巴嫩《旗帜报》１３日报道，黎安全部队１２日夜间捣毁了“法塔赫”组织在黎南部城市赛达的一个分支，逮捕了５名成员。
报道援引黎安全部门人士的线名巴勒斯坦人，他们承认策划和实施了７月１８日发生在赛达东部的基督教徒居住区爆炸事件。安全部队还在这些人的住处截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地图、电脑和５０多万美元现金。
据报道，该分支曾受“法塔赫”组织第二号人物阿布·胡雷拉的直接领导。胡雷拉在７月３１日对黎北部的黎波里市一治安检查站发动袭击时，被黎治安部队击毙。
“法塔赫”被黎巴嫩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黎巴嫩军队自５月２０日起在巴里德河难民营及其周围地区与“法塔赫”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迄今已造成２００多人死亡。黎军方日前说，清剿“法塔赫”武装的战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